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
——— 周恩来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910年三月初，十二岁的周恩来随三伯父周贻谦远离故乡淮安，前往东北沈阳四伯父周贻赓处。
他进入了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学校里既教中国的经书，也教西方的新学。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还有格致、英文、图画、歌唱、体操。周恩来在这里开始接触到许多新知识，大大开阔了眼界。
1911年年底的一天，上课铃响过后，学校魏校长正了正衣襟，拿起讲义夹，走进教室。他身为校长，还兼讲授全校的修身课，以示学校对这门课的重视。他这天要讲修身课的“立命”一节。
当时，辛亥革命爆发不久，社会正在激烈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处在明显变化中，年轻人很容易陷入迷惘与困惑，找不到为之追求的理想。魏校长有感于此，讲课讲到最精彩处，突然停顿下来，问学生：“诸位同学为什么而读书？”
教室里很安静，没有一个学生主动回答。
“如果没有人回答，就只有一个个问了。”魏校长走下讲台，问前排的一个学生：“你为什么而读书？”那位学生慢慢站起来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第二位被问的学生说“为明礼而读书。”这两位学生的回答也不能算错，因为当时的封建教育就是这样教导学生的。第三位被问的学生是一个鞋铺掌柜的儿子，他站起来，很认真地回答道：“我是为我爸而读书的。”教室里哄堂大笑起来。
魏校长直摇头。他走到周恩来面前说：“周恩来，你是为什么而读书？”
周恩来是辛亥革命后全校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学生，当时他这一举动曾使很多同学十分佩服。魏校长叫到他时，教室里突然没有了乱糟糟的声音，静得出奇。周恩来站起来，操着淮安的口音，庄重地回答道：
“为中华之崛起。”
听了这样的回答，魏校长满面生光，眉开眼笑。但他又怕东北的学生没有听清这个南方少年的回答，便亲切地唤到：
“周恩来，把这答案，大声地向全班同学复述一下”。
周恩来大声地向同学们重复了一遍。
魏校长打了个手势，那几个站着的同学都坐下了。课堂上，寂静无声。全班同学都把敬佩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
魏校长激动地说：“有些同学得过且过，胸无大志。”他用得意的眼神望了望周恩来，“常言道，有志不在年高，他才十二岁，就怀着振兴中华，使之崛起于世界的宏图大志，大家都应以他为楷模……”
就这样“周恩来”这个闪光的名字，象长了翅膀似地，在东关模范学校传扬开了。
誓做中华之主人
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的时候，班上一位名叫何履贞的同学与他十分要好。 1911年的暑假要来临了，何履贞邀周恩来到他家过几天。周恩来比较犹豫，他想多读点书。何履贞说：“我家在魏家楼子，那里好玩呢!洋鬼子在山上打仗，有塔什么的，捉迷藏多有意思啊!”听同学这么一说，周恩来就接受了邀请。
在南方小城镇长大的周恩来来到了陌生的东北农村，他处处感到新鲜、有趣。何履贞的爷爷是个私塾先生，他告诉周恩来，魏家楼子只有二十余户人家，都是草房，多已残存。光绪三十九年九月八日，旅顺口一仗俄军大败，日军乘胜追击，两军在这里相遇。双方几十万人，打了七天七夜。他们都让当地老百姓给他们挖战壕、运粮食，无恶不作，仅何家就四人被害。
一天，何老先生领着少年周恩来和孙子登上村东烟笼山，去看日俄战争所遗留下来的遗迹。山高有一百多米，从山上看到村后的山上有俄国人立下的石制的纪念碑，离他们站的地方不远处，是日本人建造的水泥塔。何老先生讲述着当时的激战情景，一位中国同胞挖工事时弄坏了日军的地下电话线，影响了战斗，日本人将他活活掐死。而当时的清政府却声明“中立”，让两个野狼在中国国土上撕杀，共同来残杀中国人。没有国，哪有家？
少年周恩来激动万分，他说：“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他那忧国忧民、决心拯救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溢于言语之间。老先生听到周恩来的话，十分高兴，他认为周恩来是他见到的最好学生，未来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些少年的身上。为此，老先生回家后写了一首《登东山歌》，其中有一句是：今吾老兮有何志愿？图自强兮在尔少年！笔墨干后，他亲手送给了周恩来，满怀热情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我老了，要说有什么愿望，就是希望你们将来使国家强大起来呀！”他勉励周恩来要努力学习。
在何老先生的书房里，存有不少历代名人诗著，周恩来即兴改写了杜甫的《春望》一诗，其中有一句是：白头休志短，患除贺更新。
这赋予了原诗积极的含义，以鼓励老先生振奋精神，对前途树立胜利的信心。这对于一位十三岁小学生来说多么不简单啊！他从心里想指导这个少年，有一天，老先生说：“你的文章不错，我出上联，你对下联如何？”周恩来答：“行！”老先生出“勿当列强之奴仆”，周恩来立即答道：“誓做中华之主人”老先生频频点头称赞说：“对得好！对得好！”
暑假生活使周恩来深受教育。在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期间，他的三个暑假都是在这位同学家里度过的。“誓做中华之主人”成了周恩来终生的追求。
原则立场不能改变
1972年7月5日，自民党在日本大选中获胜，田中角荣被选为自民党总裁。田中很快就表达了访华的愿望，周恩来对此迅速作出回应，也代表中国对两国友好表示了同样的期盼。
田中在得到了周恩来的态度后，仅在几天后，就派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访华探路。周恩来对日方打算让田中作代表来北京谢罪之事很宽容。他说：“不要讲什么谢罪的话了，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并表示田中访华时待遇与尼克松一样。这样中日邦交谈判便进入实质性阶段。
古井喜带着日本方面起草的联合声明文本来到北京。当外交部有关人员汇报时说，日方的这个文本没有写结束战争状态和复交三原则，也没有涉及“日台条约”和台湾归属。对此，周总理指出，原则立场不能改变。结束战争状态、复交三原则以及台湾归属问题必须写入联合声明。当然，在措辞上可以灵活变通，不让田中内阁难堪。鉴于台湾问题在波茨坦公告中已有，因此我方要求日方在声明中写上“遵照波茨坦公告”的条文。这样，双方就达成了协议。
不久，田中来华访问。我国政府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宴请访华的田中首相。料想不到的是，晚宴上田中在致答词时竟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有过不幸的过程。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在第二天，周恩来尖锐指出，田中讲给中国“添了麻烦”，这好像是一不小心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而向人道歉似的。他进一步提出：对于日本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怎么能这样理解呢？周恩来以日本杀害几十万南京市民以及一千万中国人死于日军炮火之下的充分证据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仅用“添麻烦”来表达它，中国人民一定会强烈反感。作为解释，田中说“添麻烦”在日语中确有悔罪的意思，但答应按中方习惯改。于是后来在联合公报中改用“痛感负有责任”、“要深刻反省”等措词。
在首脑会谈的同时，外长会谈也在进行。日本具体负责条约工作的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在谈判中，不同意在条约中再述及“结束战争状态”、“中国放弃赔偿请求权”的问题，理由是这些在“日台条约”中已解决。他甚至说，日本不同意“‘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的表述，认为联合声明写上“日方理解复交三原则”是不合适的。
对这种论调，周恩来在第二轮首脑会谈中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斗争。他严肃地责问高岛：“高岛局长难道是为破坏中日邦交正常化而来的吗？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在搞讼棍那一套嘛！”高岛局长面对周恩来，又是进行了一次狡辩般的应答，双方争论了两个多小时。在就战争赔偿问题反驳高岛时，周恩来铿锵有力地对在座的人表示，蒋介石签订日台条约时，放弃了赔偿要求，但那是慷人之慨，因为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最后，他满怀真情地注视着日方人员说：“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经说过不要赔款。”随后，他提高声调，大声说道：“这句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最后，在日台条约处理问题上，日方接受了我方原则立场，我方在具体技术处理上照顾田中内阁的国内处境，同意在联合声明中不提“日台条约”。这样中日建交的障碍就全部扫清了。
周恩来就是这样，在外交场合，沉着冷静，关键时刻决不后缩，为民族的利益据理力争，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