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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奋斗篇
发布时间: 2018-08-24 10:32

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

 

我们在生活方面应该知足,但是,在革命事业上,我们总是不应该满足的,总是要不断地前进。

 

                                        —— 周恩来

 

              一条红鲤鱼

 

重庆谈判期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在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的同时,却过着艰苦的生活,这与国民党达官显贵们的纸醉金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周恩来终日四处奔波,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谈判、周旋,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工作非常辛苦。有一天,南方局的同志们看周副主席太劳累了,就想方设法为他增加两道菜。吃饭的时候,细心的周恩来看到自己的餐桌上比其他同志多出了两个菜,立即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皱起了浓眉,批评具体操办的同志不应该为他搞特殊,并指出,今后再也不允许这样做。最后,他将特意为他做的两个菜,端到大伙的餐桌上与同志们一起分享。

 

不久,周恩来患病住院做手术。党组织安排何谦和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颜太龙两位同志陪护,饭菜由他们自己做。周恩来住院期间,邓颖超经常抽出时间去医院看望,将自己当参政员的工资节省下来留下,并再三叮嘱何谦、颜太龙说:“恩来手术后身体很虚弱,你们要辛苦点,给他增加营养,特别是蛋白质要增加。让他尽早痊愈。”大夫和前来探视的《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南开大学校长、周恩来的恩师张伯苓等人也都建议他改善伙食,多吃鱼和鸡蛋。周恩来在友人面前总是回应说:“你们放心,我吃得很好!”

 

然而,周恩来在生活上仍是对自己近于苛刻的节俭。电影明星吴茵当时也在中央医院,她从心底里萌生了深深的敬意,周恩来俭朴的生活作风与她所见的国民党高官的生活作风迥然不同。但是,她深知手术后的营养与调理对于身体康复的重要性。她想让何谦他们烧鱼吃,这样,既有营养,又不奢华。于是,她悄悄地教给何谦、颜太龙做鱼的厨艺。学会了手艺,何谦他们赶紧得表现一番。一天开饭时,何谦、颜太龙兴高采烈地端上一条味美异常、鲜香可口的红烧鱼。周恩来津津有味地尝了一口,然后笑着说:“嗯,挺好吃的嘛,你们俩人的厨艺大有长进啊!”何、颜二人一听喜出望外,连忙说:“太好了,那以后我们经常给周副主席做!”周恩来听完,很认真地说:“鱼很贵,以后就不要再买了,还是吃普通的饭菜嘛!”“但是,医生说手术后是需要增加营养的啊!”何谦抢着说。“青菜也是有营养的嘛!”周恩来不容分辩地说。何谦、颜太龙鼓着嘴,不再吱声了。

 

担心何谦、颜太龙思想上的疙瘩解不开,一天,闲暇下来的周恩来躺在病床上,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应该知道,延安现在的生活很艰苦,主要吃小米和土豆,连吃盐都很困难。晋西北更艰苦,贺龙同志那里有时连吃黑豆都很困难,相比之下,我们的生活好多了。”周副主席一番情真意切、入情入理的话语,深深感动了何、颜二人,他们明白了周副主席像海一样宽广的胸怀,病中的周副主席丝毫也没有把自己看作一个病员,更不用说生活上的特殊待遇了。

 

这样,住院期间何谦他们再也没有为周恩来做红烧鱼了。

 

               拒修西花厅

 

西花厅位于中南海西北角,是中南海最简陋、最破旧的地方。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周恩来住进了西花厅,从此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二十六个春秋。西花厅后院的几间旧式平房,便成了开国总理周恩来的办公室。这几间老式平房由于年久失修,油漆早已斑驳脱落,墙壁发黑,墙柱因风吹日晒已经开裂,屋内地面潮湿。每当严冬来临时,肆掠的寒风就会钻过窗户的缝隙,长驱直入,工作人员只得用旧报纸裱糊以挡风御寒。

 

1958年夏天,《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同志应约来到西花厅,将一条重要新闻送给周恩来审阅。就在金凤静心等候时,天空乌云密布,雷声隆隆,紧接着就下起了滂沱大雨。她看见一位秘书拿着只旧脸盆飞快地向总理办公室跑去,不一会儿,就听见办公室里传来清脆的“滴滴嗒嗒”声音。金凤顿时明白了,总理的办公室已经破“漏”的不经风雨。泪水模糊了金凤的双眼,是啊,如果不是耳闻目濡,有谁会相信一个泱泱大国总理的办公室竟会如此破漏?

 

西花厅工作人员曾多次提出对房屋进行修缮的请求,都遭到了周恩来的拒绝。1959年底,周恩来到外地调查研究,将离京一段时间。工作人员认为时机难得,经过西花厅党支部会议研究,决定“先斩后奏”,乘机对西花厅总理办公室进行简单的修缮。所谓修缮,只不过是修了屋顶、铺了水泥地、粉刷了墙壁、换上了新吊灯、挂上窗帘而已。两个月后,周恩来回到了北京,当他看到了焕然一新的西花厅时,感觉非常意外,同时也很生气,立即找来相关工作人员,严厉地批评了一番,然后说:“这样搞,造成浪费,影响多不好。我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却没有做到。我不回来住吧,大家不安心,回来住吧,我又不安心!”邓颖超赶忙分担责任说:“这件事我知道。”停了一会儿,周恩来又问秘书何谦:“我在银行里有多少存款?”“你那么一点工资,什么费用都在里面开支,能有多少存款!”何谦苦笑着说。周恩来无可奈何地说:“房子已经修了,不好再动。但必须把新加的吊灯和白窗帘拿下去,将原来的旧木床换回来。”工作人员知道自己惹下了麻烦,他们深知总理的秉性,怎么办?工作人员只好撤下了吊灯、窗帘,停止了没有完工的修葺。

 

修房引起的风波虽然暂时平息了,但事情却远没有结束。周恩来先后三次在国务院会议上自我批评,批评自己律己不严。他说:“我住的房子修了,你们去看看,我要求大家勤俭节约,自己却没有做到。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错误。”在西花厅党支部的会议上,周恩来在自我批评的同时,又语重心长地说:“修缮房屋是一件小事,我作为一国总理,吃得好点、穿得好点、住得好点,没有人会说什么。但是,我不能那么做,因为领导的示范作用会影响一大片。如果领导干部一层一级都讲求享受、排场,那么奢靡之风就会蔓延开来。同志们,我们国家还很穷,我们应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打那以后以后,周恩来对房屋修缮的控制更加严格了,从那时起直到 1976年周恩来逝世,西花厅再也没有维修过。                     

            西服巧变中山装

 

1957年,周恩来在北京人民服装厂定做了一件蓝色呢料中山装,这件衣服他一直穿了六七年,因为穿的太频繁,洗涤的频率也非常高,因此,时间久了,衣服的底色近乎发白,袖口也被磨破了。可就是这样破旧的衣服,周恩来还是舍不得丢掉它。他让警卫员拿出去,请服装厂的师傅将衣服袖口等处织补,然后再打翻改新(就是指仍然用这件旧衣服,将旧衣服的反面翻过来作为正面)。改过后的衣服,他又穿了四五年,袖子上的补丁越补越大,最后竟然占了整个袖子的三分之一,实在不好再补了,服装厂的师傅感觉非常为难。为此,他们挑选了几种衣料送到西花厅,请周恩来亲自选定。

 

一个月后,警卫人员又原封不动的将衣料退回,同时,又捎来了一件周恩来二十年前穿过的旧式西服,要求把它改成中山装。工人师傅感动了,泪水模糊了他们的视线,心里默默地念叨着: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总理,穿的衣服竟然这么简朴,甚至连平常人的标准都不如,多么简朴的总理啊!工人师傅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精心改制这件西服,结果一共拼接了 20多处,仅一个衣兜就拼了4小块,最终才将这件衣服改做好。为了弥补明显的拼接痕迹,工人师傅又请普兰德洗染店的师傅精工织补。周恩来看到这件衣服后,非常高兴,象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左看右看,啧啧称赞,夸奖师傅们的手艺巧夺天工。以后,周恩来经常穿着这件衣服外出视察和接见外宾。

 

几年过去了,有一次,周恩来穿着这件衣服在沈阳接待外宾。宾馆一位细心的工作人员看见衣服的后腰处有处织补的痕迹,他感动地说:“总理,您这套‘礼服’应该换了,这样穿太难看了!”周恩来听后,微笑着说:“这蛮好嘛,穿着补丁的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不要紧,别人看了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那才难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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